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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评传最新章节第二节老本愈打愈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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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谷歌小说网 > 综合其它 > 蒋介石评传 | 作者: 李敖 时间: 2017/11/7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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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六年的年底，国民 军队攻克张家口，蒋介石不再顾虑共产与民主同盟的反对以及美方的压力，拒绝延期召开国民大会，和平绝望。翌年初，马歇尔离华并正式宣告调停失败，中共驻京、沪、渝联络工作小组全部撤回延安，国共完全决裂。决裂之初，蒋介石  怀信心，一方面大肆逮捕异己，视为共产或共同路人而铲除之，另一方面，相信可以速战速决。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 的军事会议上已经宣布，五个月之内就可击溃共军，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更认为只需三至五个月，这样说五个月还是最长的时限。这种信心与乐观并不完全是凭空的主观论定，而是根据错误的情报，误以为中共呼吁和平，显示在军事上“不堪一击”攻克张家口之后更判断“共主力已被击溃”特务郑介民甚至在十月二十一的政小组会议上宣称：“共战斗力甚差，组织力亦不如前。共军向我投诚者众，共内部亦常有我人潜伏，如能再将冀、鲁平原收复，则共无可为矣。”（见唐纵《在蒋介石身边八年》，页六五二，另参阅页五七九、六二三）事实上，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，决裂前的谈谈打打，国民从共产手中夺回不下百余城市，似乎证实共军的确“不堪一击”据此，我们才可明白为什么蒋介石不怕决裂，甚至积极求战？选蒋介石在高度乐观下，增加军人待遇，以鼓舞士气，很想打几个大胜仗，乃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采取全面进攻战略，如饿虎扑羊之势，夺取十七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占领一百六十余座城市，但是并没有捕捉到共军的主力，好像施出千钧之力，扑了一个空，占领的土地与城市使战线愈拉愈长，成为防守上的负担与消耗，蒋更密令于收复据点后构筑防守工事，务必不再为共军攻克击毁（见蒋介石《剿匪手令本》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 修订本），益发加重了负担与消耗，而预期要打通自东北、华北到华东的铁路干线，也无法完成，而兵力耗损甚巨。至一九四七年三月，全面进攻显然无法持续，蒋介石以“国府主席”自兼“行政院长”发布对中共讨伐令，其实在战略上已自“全面进攻”改为“重点进攻”矣。蒋介石“重点进攻”的重点有二：山东（军事重点）与陕北（政治重点）。在陕北，胡宗南奉命率十四万人于三月十三 分兵两路进攻延安，不到一周即已攻克。国民声称击溃共军十万，但美方情报显示，共军早已撤离。（见Ｒｅａ&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．，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，Ｐ。１７９—１８０）蒋驰电胡宗南庆贺，有谓：“宗南老弟，将士用命，一举而攻克延安，功在国，雪我十余年来积愤，殊堪嘉尚。”但 泽东及其中央已远走陕北山区，胡宗南追击不到，也捕捉不到二万余众的陕北共军，然在追击之中不断自我消耗，而一年多以后泽东又收复了延安。所以攻占延安的最大成就仅止于宣传。蒋介石率领大批中外记者亲临赤都延安，庆祝胜利，报章腾传，甚至以假冒共军俘虏与记者谈话，以收宣传之效。自欺欺人的西洋镜终会拆穿，占据土地而不能歼敌主力，最后土地还得易手让人。在山东，蒋派汤恩伯等三个兵团二十五万余人，强势进攻，拟歼敌于沂蒙与胶东两地区，未能得逞。而共军在粟裕指挥下，竟敢主动出击全副美械装备 良的整编七十四师，并在五月十四歼之于孟良崮，师长张灵甫阵亡。整编七十四师具有一个军的实力，为最精锐的国民主力之一，毁于一旦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欣然赋诗曰：“孟良崮上鬼神号，七十四师无地逃？选”（见《陈毅诗词选集》，页一二八）足令蒋介石震惊。震惊之余，得了些什么教训呢？蒋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 ，对军官训练团第二期讲《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》，曾谈到孟良崮之役。蒋介石说：讲到这里，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训告诉大家，这，就是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斗的经过。七十四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，攻击了两天没有攻下，发现敌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围，于是全师撤退到距蒙  三十里的一个山地——孟良崮。当时全师有六团兵力，如果师、旅、团长平时有高深的战术修养，能够选择适当的地形，配置兵力，构成周密的火网，则不论敌人兵力如何雄厚，绝不能在一天之内解决我们。但当时该师不守山口，只守山头，而山头又是石山，又没有饮水，因此敌人的炮火威力倍增，而我军的伤亡更大，以致整个失败。这是我军剿匪以来，最可痛心、最可惋惜的一件事。此外听说该师此次失败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去年七月间，第七十四师在淮作战的时候，曾经收编了三千俘虏。后来该师师长张灵甫来见我时，我曾当面警告他：“匪军俘虏绝对不能收编，一定要送到后方收容。”他说：“俘虏中有许多是我军过去被俘过去的，而且并不是拿来补充战斗兵，只是做杂役兵，想必没有关系。”我说：“做杂役兵也不行，一定要集中送到后方。”我当时以为他照办了，哪知他并没有做到，此次该师和匪军作战，一遇到猛烈炮火，阵地就生混乱，听说有杂役兵乘机鼓噪，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。由此可见，我们高级将领稍有一些疏忽大意，就足以危及全军的生命。张师长在平时本是最忠实，而且是智勇兼全的将领，但因为一时的疏忽，竟遭如此重大的惨败，这是大家应该时刻记住，作为殷鉴的。蒋介石这里说张灵甫是“一时的疏忽”被若干俘虏来的杂役兵搞了鬼，以至于惨败，根本是自欺欺人，没有常识的话，绝不可信。身与孟良崮之役的陈左弧在给李敖的信中指出，蒋介石这一段话多与事实不合。第七十四师在淮 作战不是七月夏天，而是秋凉季节，陈氏记得“张灵甫带着幕僚们骑着马上前线督战时，他身上穿着蛋青色的秋大衣”陈氏也记得七十四师自南京北上参战后，一直到全军覆灭，张灵甫既未离开部队，蒋亦未来视察，所谓“当面警告”实系子虚。陈氏怀疑“蒋先生说了谎话，以炫示他的高瞻远瞩，察察为明”关于俘虏，当时国民并无统一规定，故任由部队处理。至于蒋“听说”孟良崮战役中“有杂役兵（意指收用的俘虏）乘机鼓噪、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”陈在军中全无所闻，他所见到的俘虏兵都是“照常战斗”并未发生意外。他怀疑是“汤恩伯等高级指挥官以及七十四师所属少数几个侥幸兔 没有被俘的团长们所捏造出来的鬼话”意在推卸自己指挥无方、作战不力的罪责。（详阅李敖《蒋介石研究三集》，页二八二至二八六）这种捏造除了有自欺欺人的效果外，完全汲取不到惨败的教训。蒋介石在上述演讲后十三天，又对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讲《国军将领的  辱和自反》，又谈到孟良崮之役：至于何以要先召集研究班，而不与第三期同时召训呢？这是因为我鉴于鲁中、豫北各战场最近的表现，认为我们前方将领，对于剿匪军事和政治的意义，还没有彻底认识，不能确立必胜的信念，同时我们多数将领精神疏懈、道德低落，也属无容讳言。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，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害，对于友军的危难、整个战局的成败，几乎是漠不相关，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、共患难的传统精神，和我们军人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必备的武德，完全丧失。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、精神如此低落，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，绝无幸免于消灭的道理。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师的失败，并且牺牲了忠实英勇的张灵甫师长等四五人之多，固然当时七十四师的部署不能说没有缺点，而友军不能及时赴援，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。 蒋介石这里说孟良崮之役是“友军不能及时赴援”才打了败仗，又把惨败的原因过于简单化了。他不愿也不能认识到，这一仗乃是共军少壮将领粟裕在 泽东、陈毅信任之下，挥洒自如的杰出表现，也是粟裕的成名之仗。他统领九个纵队以坦埠为中心，面对蒋介石手下大将顾祝同的五个整编师和一个军的排山倒海之势，毫不畏惧，断然 战，且以猛虎掏心的招式，直攻最精锐的七十四师，出敌不意，赢得奇袭的效果，并 引七十四师进入预设的“铁栅”然后两翼向前伸张，渐成合围之势。为了分隔七十四师与友军的呼应，粟裕又用两个纵队纵深猛 ，抢占制高点，分别割裂七十四师与二十五师以及八十三师的结合，在此展现出虎将的勇猛，勇能克险，达到切断敌军的精彩任务。等到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发现有被关入“铁栅”的危险时，准备收缩南撤，但粟裕早已在敌人背后的铜口西南地区预置了一个纵队，于一之内，先行占领七十四师退向的垛庄，堵住敌军后退之路，七十四师遂被 上孟良崮。可谓高手下棋，棋先一着，出敌不意。当美械七十四师被上山，重武器皆弃置于山下，顿时剥夺了蒋军火炮上的优势。蒋介石说：“友军不能及时赴援”应指不可能赴援，因粟裕只用五个纵队围攻，另外布置四个纵队阻援，防止了蒋军里应外合，反败为胜。粟军阻援又展现了顽强的毅力。顾祝同的六十五师、十一军、第七军、四十八师均被有效钳住，不能赴援。另外国民八十三、二十五两师虽近包围圈、虽孟良崮在望，但是绝对无法超越阻援的坚强防线。七十四师既被完全孤立，包围圈逐渐缩小，突围无路，最后粮尽弹绝，粟裕下令总攻，集中炮火猛轰，当下午七十四师官兵全体投降。这四天（五月十三至十六）的恶战，充分证实了粟裕作为一个将才的胆识，勇而有谋，迭著先机。蒋介石看不到这些，竟说是被乌合之众所败（语见蒋介石《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咸仁通告国军官兵》）。大肆宣传张灵甫的自杀殉国、开追悼大会等等。其实败军之将，何当此荣？据张师长随从参谋杨占 被俘后说，张灵甫打电报给蒋，说是集体自杀，其实是被击毙的。（见辛子陵《泽东全传》中册，页九十九）蒋介石在山东的重点进攻，损兵折将，虽于六七月间再度发动胶东攻势，仍无多进展，没有警觉到“小米加步  ”的土八路把他美式装备的精锐师打得大败亏输，意味着什么？反而于六月二十五命高等法院下达通缉令，通缉泽东，以自壮声势，有点儿像夜行吹口哨。蒋介石重点进攻失败之余，被压缩于铁路据点与大城市，而泽东则由内线转入外线，尤其是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大军乘机千里跃进大别山。大别山位于河南、安徽、湖北三省之间，直接威胁到南京与武汉。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，泽东已逐步易守为攻，展现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态势。蒋介石于同年七月五发布“剿共戡 令”更加显得 厉内荏。事实上，一九四七年的后半年，泽东喊出“打倒蒋介石、解放全中国”的口号，至此不是国民“剿共”已是共产“剿国”了。蒋介石归罪于“友军不能及时赴援”等战术上的错失，浑然不知在战略已犯了根本的错误，他竟像《水浒传》里的洪教头，气势汹汹地要打林冲，结果被退让的林冲看出破绽，一脚踢翻。泽东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长文时，就引用了林冲的例子，（见《泽东选集》第一册，页一八七）。而蒋介石却计不及此，能怪谁人？一九四八年元月，蒋介石“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 别，令人惊怖”（见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一月七记，载《蒋总统秘录》页三Ｏ七六），乃退采重点防御战略，将战区分为二十个绥靖区，设司令长官，掌握军政大权，组训民众，以充实兵源。同时集中兵力于主点、主线之上。其实这总集中对蒋并不有利，因为这些防御重点势将被割成片片孤岛，等待被动的决战，那就是即将来临的所谓辽沈、淮海（徐蚌）、平津三大战役，使蒋氏精锐主力丧失殆尽？选蒋介石自称  读德国著名战略家克劳斯维茨（Ｃａｄｖｏｎ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）的《战争论》（ＶｏｕｒＫｒｉｅｇｅ）。（见蒋介石《对克劳斯维茨著作的感想》，一九五六年五月出版）克氏说得很明白：“什么叫击败敌人？必然是消灭其武力，无论用任何方式来杀伤敌军，使其不能继续作战…吾人必须视歼敌之全部或一部为所有作战的惟一目标。”（见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？熏ＯｎＷａｒ，Ｐ．３０４）但是蒋介石总是不肯放弃土地城池，情愿消耗兵力，已犯克氏所谓的兵家大忌。读孙子兵法的泽东为了保存二三万兵力，不惜弃守延安，转战陕北，到击败敌军后，再收复延安，比蒋更懂得克氏《战争论》的基本原则。蒋介石失掉东北，并不是俄国人撕毁中俄条约，如真撕毁，斯大林何不把东北交给 泽东？事实上，一百二十万在华军的武器装备大都缴给了国民的中央军。在东北，苏军原定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撤走，但蒋来不及接收，要求苏军延期，以免中共捷足先登。苏军落得稽延，迟迟其行，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于大掠之后撤离。（参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，Ｖｏｌ．１３，Pt．２，Ｐ．７２７—７２８）蒋介石于派遣精锐部队从俄国人手中接收后，被土八路打败。美式装备的新一军与新六军都丧师东北，师丧而后东北失，正合克氏所言，歼敌为作战之惟一目标。蒋既十分重视东北，却不知也不敢打手里的一张王牌，那就是张学良。少帅不仅是“当地的儿子”（ｎａｔｉｖｅｓｏｎ），而且是东北的传奇人物，在民间有一定的影响力，更无论历史渊源的深厚，收复东北不仅是国家的收复，也是他个人的收复，雪“九一八”之 ，没有比他更加显著，一旦荣归故里，号召力实无与伦比，中共的声势必然为其所掩盖。但蒋氏狭窄的 襟，仍以报复私怨为念，哪有“百万人中取上将首级”的气魄呢？所以他只能派出熊式辉、陈诚、卫立煌等三四 货，既无“竞争力”更无“稳定力”哪会被东北父老瞧在眼里？最后还得靠军队来“打通”东北，即使靠军队，他情愿靠只有几个月 浅军事训练的黄埔毕业生杜聿明，而不情愿靠文武资历完整、美国第一军校毕业生孙立人。孙批评杜“胆小如鼠”后被调往台湾风山训练新兵去也。于是“硬体”精锐、“软件”草包的蒋军分布在东北铁路沿线的诸要点上，从锦州、沈 到长，孤孤零零，浑然不知已被广大的“面”所包围。一九四八年九月，泽东主动向锦州开炮，蒋即使想撤出关外精锐以保关内，亦为时已晚。当锦州一“点”被围，蒋想派援军解围，不知早已有“围点打援”的成竹在。十月三，锦州告急，驻在葫芦岛的国民东北兵团九个师，难奉命驰援，然受阻于塔山地区，奋战不已，仍无进展。十月十五晚，锦州已失。锦州既失，东北的后门被关上，群情紧张。三天之后，郑  国以长降共，又失一“点”沈遽成“孤岛”蒋介石亟 反攻锦州，打开后门南撤东北精锐，临时命令黄埔爱将杜聿明出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，辅助卫立煌。杜于十月二十飞抵沈，即命廖耀湘的美械新六军南攻锦州，命五十二军夺取营口，以备退路。但廖军前进受阻， 战数无法突破，不得已撤军营口，但通往营口之路已为共军切断，只好北归沈，但北归之门也被共军关上，只好突围，突围不成，于十月二十八被歼于大虎山之东，廖耀湘被俘。约略同时，葫芦岛的国民兵团也被困于塔山地区。十月三十，杜聿明自葫芦岛飞返沈，机场已经被占，无法落地，折回葫芦岛。三天之后，共军即已占领沈，卫立煌逃出。再一周之后，锦西、葫芦岛俱失，结束辽沈战役，整个东北易手，蒋介石的军队被歼四十七万余人，其中有三十余万是现代化的精锐部队。此败除战略上早失先机，成为困兽之外，蒋在战术上又犯了兵家大忌，居然在飞机上或在“重庆号”座舰上瞎指挥，搞了部队的主动与机动。相比之下，泽东只提战略原则，如何打法，全由东北野战军的林彪与罗荣桓负责决定，成败利钝岂偶然哉？东北尽失，共军在数量上已超过国军，又从蒋氏嫡系投降之精锐部队，取得前所未有的大批美制重武器，强弱已经易势。何况陈毅、粟裕已组成庞大的华东野战军，据有山东；刘伯承、邓小平以大别山为基地，也组成庞大的中原野战军，虎视眈眈。蒋介石若知进退，实应集中兵力于淮河之南，与华中白崇禧、西北胡宗南遥相呼应，以确保长江。然而蒋大输之后极不甘心，仍想聚歼共军主力，以挽颓局。最初，由于形势所 ，已准备撤徐州之师，寻为泽东佯攻豫南所惑，觉得徐州有暇可守，舍不得放弃此一名城，遂命邱清泉、李弥、黄伯韬、李延年各兵团向徐州集结，另在徐州之南的宿县有孙元良兵团，在蚌埠有刘汝明兵团。此一阵势显然要与华东、中原两野战军决战于徐蚌之间、津浦铁路两侧。杜聿明又回任徐州副剿总，实际负责此次战役。杜甫上任，黄伯韬兵团已经被围，蒋遂命杜率邱、李两兵团解黄兵团之围，并想乘机歼灭包围黄兵团之华东野战军，亟 与共军一决雌雄。然而像东北战役一样，共军围点打援，当咬住黄兵团时，顽强阻援，使邱、李援军迟滞其行，黄兵团近八万人卒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被歼，黄伯韬兵败阵亡。蒋介石见黄兵团覆亡，如赌徒输了大把银子，急 赢回，不惜拿出老本一搏，即令杜聿明率师南攻，令黄维兵团、刘汝明兵团分别北攻，意图三路会剿，打通徐蚌间之铁路线。未料三兵团前进依然困难，有时甚至寸步难行，黄维的机械化重武器兵团在河道众多地区行军，更为困难，又因蒋介石不谙敌情，出主意，敌前将领犹豫不决，缺乏弹 ，终于十一月二十四渡河后进入口袋，转移无方，陷入重围于南平集和双堆集一带。翌，蒋致刘峙、杜聿明电，透 国军消耗各种炮弹十二余万发，而进展每不及一公里，引为“奇大辱”（电文藏南京二档馆），至此，蒋知徐蚌之间的铁路线已无望打通，乃允杜弃徐州而后退守淮河以南。然杜于十一月三十南撤时，不到几天就被困于永城附近。蒋居然还要杜南下救黄维兵团。这又犯了“撤即不能打，打即不能撤”的兵家大忌。杜部孙元良兵团突围未果被歼。十二月十五，久被围困的黄维兵团相继覆灭。刘汝明与李延年两兵团及时南逃得。各路皆溃后，杜聿明所领邱李两兵团更形孤立于永城东北，已成孤立无援、坐以待毙的局面。杜聿明当然希望华中剿总与西北剿总能伸援手，蒋介石视杜为心腹，所部乃老本之老本，更希望能有救兵。但是胡宗南的西北兵团远水救不了近火。不少历史学者指出白崇禧在华中见死不救，由于蒋桂之间素有芥蒂，事出有因。宋希濂在其自述中更指白氏有倒蒋企图，并阻宋部东援，不过宋氏记白氏所说：“形势已无法挽救，去（援）亦无补于大局。”（宋希濂《鹰犬将军》下册，页三九二）平心而论，应属实情，再多送一些部队去受歼，不如集中兵力于武汉，以保障华中和西南，应属上策。牺牲蒋之老本，固于蒋不利，于国民 而言，未尝不可说是“弃帅保车”再说，蒋别立徐州剿总，原具私心，以分白崇禧之兵权，指挥与调配不能如臂使指，咎由自取。中共那边刘伯承曾说，解放军在华东与西北为哑铃之两端，而其中原野战军为哑铃之柄，浑成一体。国共 兵，胜败之机，又见之矣。杜聿明陷于重围后，十二月十九 晚间，风雪大作，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八，十天间无一晴天，空投困难。在大军饿肚子的情况下，蒋介石居然派飞机空投烈士纪念册，意在要杜聿明去死，真是太妙了。杜被派赴前线之前，蒋介石曾召见他，表情沉痛地明告：这一会战是生死存亡之战“你放下，我军装？选”师生前途，在此一战。于是杜聿明临危受命，义无反顾。到了被困之，他拒绝中共招降，也是感于老师“你放下，我军装？选”这一番沉痛、这一番秘密告诫与叮咛。但是，蒋介石毕竟是 雄，一方面，他明明想要杜聿明去死；他方面，却又不能不做救援的姿态，以表示他珍惜部下与将才。因此，形式上派飞机去接杜聿明之举，也就一再演出。但真相却是，飞机虽派了两次，但驾驶员并未带蒋介石的手令。没有手令，杜聿明是不敢上飞机的。原来他们师徒两人是有“密码”（秘密意思表示）的。“密码”不符，一切形式上的关怀，都属无效。都是演给别人看的，不容你当真？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 起，由于战地雨雪加，空投补给更形困难，杜聿明的部队已经吃起了草 、树皮和马 ，这种局面，何能持久？翌年元月九，杜聿明实在撑不下去了，做最后突围尝试，当晚他给了蒋介石最后一电：“各部队已混乱，无法维持到明天，只有当晚分头突围。”这种突围，实际是各自逃命。杜聿明改穿士兵服装，混迹其中，仍被认破被俘。这次大会战的结果，使国民的部队全歼六十万人，包括五十七个整师，元气为之大伤。这场规模空前的淮海或徐蚌大战前后打了六十六天，国民 几乎全军覆灭（惟李弥率部分队伍得），蒋介石赔上他的老本。追究真正责任，该负责的是蒋介石自己。他完全不懂作战原理，自毁长城。杜聿明后来写了一篇《淮海战役始末》，指出在战役开始时候，蒋介石的军队处于相当优势“解放军数量上在徐州方面少于蒋军，装备也劣于蒋军，特别是炮火少，飞机、坦克没有”按说，蒋军处于如此优势，当然大可一战，可是蒋介石的军事判断与指挥能力太差了，他的手下也都是庸才，竟在“守江必守淮”的方针下，冒出了“一个出奇的方案”：“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，摆了数十万大军，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，只留一二个军，几等于不守），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，形成鼠头蛇尾，到处挨打的态势。据我了解，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。”（杜聿明《淮海战役始末》）打仗如竞技，技不如人，败下阵来，根本没有话说。但是蒋介石总是认为他的失败由于部下没有尽忠、没有为他死节。杜聿明是“天子门生”未能达到亡国天子的临难死节标准，为天子所不谅，不仅对被俘坐牢之人毫无感念，而且恶待其家属以为惩罚。这种不近人情的心态，其实是一种病。为什么是病呢？因为照现代标准，一个将军，只要尽过全力作战，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，他可以为有所保全而投降。这种将军回国后，仍旧是英雄、仍旧被当做英雄般的  ，所以如此，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无谓的牺牲。孟子说：“可以死，可以无死，死，伤勇。”就是这一道理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，当事人死是错的，而是说，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、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，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、代为强制的。硬定一个取舍标准，去叫人肝脑涂地，不是合理的要求，也不是人道的要求。但是，自己战败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蒋介石，他落伍的大脑却不这样想。他总想别人为他做文天祥，才感快意，因而一律要求别人临难死节。他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八 讲《统军作战制胜之道》，曾有对付不自杀的“恬不知，欣然偷生跑回来”者的彻底办法。他说：“返回之被俘官兵，一律视同敌探立即决，如有放纵隐瞒或收容掩护者同罪。”然而讲这话后三年，蒋介石自己正好变成了他的理论的考验者，他在西安事变中自称被俘，若谓：“尔等以余为俘虏”、“余既为汝叛逆所俘”但他偷生了、放回了，可是照样“剿匪作战”不绝，而不怕“军队风气破坏”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，蒋介石感于“剿匪”战事的不利，集合前方高级将领，到南京来受两个星期的训练，在开学典礼上他说得很骨，他要被俘的军人“只要自杀”来解决这“人生最可的事情”这次演讲后三年，一九五Ｏ年四月十六，他集合逃亡在台湾的手下败兵残将，在“明山庄”讲《军人魄——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》，分出两个大类：一类是“临阵逃亡”一类是“被俘或投降”他对这种“寡廉鲜”的痛恨，情见乎辞。显然的，在蒋介石的大脑里，一、革命军人不应被俘；二、纵使被俘，也“只有自杀”才可以自赎，除此而外，全属无可原谅。我们必须指出，蒋介石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。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，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，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。…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，既半生不 ，又半新不旧。以这种“不幸做了俘虏”就“只有自杀”的思想为例，从屈突通的故事看来，并非纯粹是中国传统思想。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，唐高祖起兵的时候，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。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，被唐高祖部队困住。唐军派他的家童劝他投降，他不肯，把家童杀了；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，他也不肯，阵前骂他儿子说：“以前同你是父子，今天是仇人了？选”立刻下令用箭 他儿子。后来京师陷落，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，屈突通的部队哗变，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，说：“我已经尽了全力，还是打败了，我对得起你皇帝了？选”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。唐高祖说：“何相见晚耶？”劝他投降，屈突通说：“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，不能一死，所以被你抓到，实在丢脸。”唐高祖说：“你是忠臣。”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。天下大定后，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，屈突通也在内。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，也是唐朝忠臣，理由是惟其一心，虽跟两君也是忠臣。所以，屈突通死后，魏征提出屈突通是“今号清白死不变者”他的忠心可靠，为唐朝上下所钦服。屈突通投降后，跑去招降他的部下尧君素，大家见了，两人都为之泪下。屈突通说：“我的部队打垮了，但我加入的是义师，义师所至，天下莫不响应，事已如此，你还是投降吧？选”尧君素不肯，还怪屈突通不该投降。屈突通辩白说：“咳，君素，我已经尽过全力了？选”尧君素说：“我还未尽过啊？选我还有力量可尽啊？选”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。最后城中兵少食尽，被部下所杀。在历史上，尧君素入了“隋书”屈突通却进了“唐书”同时代的人，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，为什么呢？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，他是隋朝的人；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，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。但在情理上，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，却又无碍其为忠臣，这又怎么说通呢？合理的解释是：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，他所效忠的对象，已不存在——“隋室已亡”——了；而新兴的统治力量，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。他所效忠的对象，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。他再挣扎，也“功未存于社稷，力无救于颠危”所以，他就做了两朝忠臣了。屈突通和尧君素的比较，主要在说明对“忠”的观念，在中国思想中并不是只有一种的，蒋介石只接受了临难死节的一种，却不知道，临难不死节的，有许多时候，也可以成立。再以文天祥、史可法为例。史可法死于 军之中，情形特殊；但是文天祥却是一个“被俘不屈”的显例。文天祥并不一定要做烈士，但是元朝人他下海，他就一定做烈士。正因为个人定有这种下限，我们才可以了解：为什么王莽篡汉后十四年，龚胜才一死；为什么宋亡元兴后十四年，谢枋得才一死。这些志士仁人，他们都是“无求生以害仁”的，但是不害仁的求生，他们也都去求。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、史可法，悬格不可谓不对，但他忘了：宋朝养士三百多年，只出了一个文天祥；明朝敦励近三百年，只出来一个史可法，其他多是大难临头、望风跪倒的投降汉？选何况，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，要别人为他死节？他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，在“西安事变”被俘时，为何不“只有自杀”？他为何对在衡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，大颁青天白勋章？他在兵败山倒时，为什么不“国君死社稷”式的死在南京？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、“只有自杀”连自己都做不到，却以最高标准要求杜聿明。杜为他卖命、受苦、家破人亡，他仍然要为已甚，不准别人亲人团圆？选杜太太曹秀清由蒋介石手谕送往台湾，当作人质，过着惨淡的岁月。长子杜致仁在气愤之下，就吃安眠药死了。直到大女儿杜致礼的丈夫杨振宁得了诺贝尔物理奖，蒋介石和宋美龄才另眼看待，大献殷勤，希望杜夫人影响杨振宁回台湾“帮助蒋校长反攻大陆”？选 杜聿明戎马半生，又坐牢半生，还不够？选手下被敌人惩罚后，还要被自己人惩罚，这就是蒋介石的新三纲五常标准——强制别人做烈士。 最具讽刺 的是，他虽强制别人做烈士用心甚苦，但降将仍然是一大堆（详阅李敖《蒋介石与自己降将——为活先烈开清单》，《蒋介石研究五集》，页二五七至二七六），也许烈士太少了，蒋介石有意无意制造“活先烈”过干瘾，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泽。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 ，国民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上，做了一个重要宣布，据第二天《大公报》内容如下：襄 之战中康泽殉难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宣布 这位政工局长口中的康泽，在襄 之战中真的“业已殉难”了吗？这根本是一厢情愿，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的《新闻天地》的报道，证明康泽并没有殉难，康泽是被俘的，中共的新华社也在十七晚上宣布他被俘了？选康泽是蒋介石最欣赏的一个心腹、一个心中内定的烈士样板。曾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。在蒋记特务系统中，重要一支是“复兴社”“复兴社”又分三支，一支是贺衷寒系的“政训”系统，一支是康泽系的“别动队”系统，一支是戴笠系的“特务处”系统。康泽的“别动队”系统起源在南昌开办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”这班召集军官再加训练后，编入“庐山训练团第四营”（团长蒋中正、副团长陈诚、第四营营长韩文焕）。一九三三年十月，在庐山成立“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”别动队实际上是一支突击队兼负责军事特工训练的队伍。队员或三两组成——小组或个别单独一组，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公开出现，有时则化装改扮，暗佩手，进行秘密活动。他们在地方上任意搜查、逮捕，以至秘密刑讯和毙人。其为人也，到处生杀予夺，自然炙手可热。康泽的炙手可热，延续到抗战开始，更是风光。他在抗战中的职务是一九三七年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、复兴社总社书记。一九三八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、武汉支团部主任、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。一九四五年奉派出团考察第二次大战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。一九四七年返国。翌年一月膺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、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。蒋介石要他做热河省主席，他没做，改到襄去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，正好赶上襄之战。一九四八年七月一 开始的襄之战，蒋介石方面说“文武双全的康泽将军戍守”由于“共匪畏之如虎”“相信此次战役定卜全胜”可是言犹在耳，短短六天以后，康便以被俘闻了。最令我们注意的，是康泽副手郭勋棋被俘归来“伪装聋子”的事。这位将军为什么要装聋子？因为装了聋子，才可以做哑巴；做了哑巴，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，真相显然是不能说的？选在襄失守时候，蒋介石为了人造 油式的赶造先烈，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，特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宣布：“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作战中业已殉难。”蒋介石在聚餐时，表示“他所了解的康泽，是不会被俘的”在蒋介石眼中，康泽是“壮烈成仁”的料子，不料，老康却放水了？选——康泽并没有死。所谓康泽“殉难”襄之说，既是纯属子虚，为什么蒋介石却要硬说康泽殉难了呢？我们已分析了他复杂的意识形态，他是杆子出政权的人，他的天下从打斗中得来，得到后，为了保有天下，必然借助于一些“忠”的观念。不幸的是：在时代的巨变下，还没建构好这种观念，他在大陆就面临了考验。“忠”在国民的要求中，是临难死节。临难不死，是谓苟且偷生，不死被俘，是不妥当的。一九四九年，蒋介石在明山庄讲《军人魂——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》，很沉痛地告诉了我们，在“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”真正临难死节的，只有“二人”（参阅国防研究院出版《蒋总统集》，页一六七二）蒋介石对这种“寡廉鲜”的痛恨，情见乎辞。所以，他对“临阵逃亡”的或“被俘或投降”的，就一概不感兴趣了。他感兴趣的，显然只在谁谁谁死了、谁谁谁临难死节了。这种兴趣过分膨 的结果，就会在情况不明时，先一厢情愿给他死了再说，甚至先给他进了忠烈祠再说。其中最有代表的，就是“罗列入祠”事件。蒋介石在逃到台湾后，痛感于临难死节的烈士缺货（参阅《李敖千秋评论丛书》第二十期），所以，对临难死节的谣言，也不无从宽录取之处。在台湾做过“陆军总司令”的罗列将军，在没逃到台湾前，就被从宽录取，进过圆山忠烈祠？选不料罗列入祀忠烈祠后，忽然在一九五一年四月，以一名“死鬼”逃到台湾，大窘之下，只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，派他去做“陆军总司令”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，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畴降清。洪承畴降清后，明朝的皇帝还不知道，并断定洪承畴一定临难死节。于是皇帝大为震悼，为之辍朝三、赐祭十六坛，又为洪承畴立专祠，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。皇帝又御制祭文，要亲自哭丧。不料最后消息传来，洪承畴竟在前线投降了。于是大窘之下，丧事也风光不起来了。和“罗列入祠”事件相似的，康泽没死，幸亏证实得早，否则小笑话之后一定会闹大笑话，因为康泽比起罗列来，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。这种分量，使蒋介石在康泽未能殉难以后，仍旧不肯死心，而要强调康泽“抗节不屈”的事迹。康泽如“被俘不屈”纵然没死，也是虽败犹荣？选一九六四年七月，蒋介石在第九次 务工作会议上，讲康泽“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”说他“身体早已衰谢不堪，据说他的牙齿都落得快没有了，这十多年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的”、说他“见死不更其守，凛然的节概，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”另外再请看一副挽联：襄 当南北要冲，弹尽而莫之济；粮竭而莫之援。十七 阁部扬州，羸卒孤城，已分百死。忠烈昭 国史乘，劳改而终不变；酷刑而终不屈。廿五载文山土室，丹心正气，独有千秋。 这一挽联所显示的心态，就是一个显例。挽联上“十七 阁部扬州”是用史可法的典“廿五载文山土室”是用文天祥的典。但是，这种典岂可用得？史可法死守扬州，最后是殉难了的；文天祥土室坐牢，最后是死节了的，而康泽被共产关是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三年，前后十五年。他在一九六三年被共产释放后，还在到处参观、留影纪念、游山玩水、好整以暇，又何来“廿五载文山土室”呢？至于说康泽“卒为中共所俘，备受折磨而死”似乎也同样引起对康泽死难的错觉。文笔也好，史笔也罢，措辞总不能这样瞒天过海吧？康泽既是一九六三年释放的第四批，比后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，足见他行为“良好”不在话下，他要是“不屈”共产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。蒋介石说康泽在牢里“破衣一袭，寒彻骨髓”过的“隆冬天气”一个人能不能这样一过十五年，姑且不论，但是中共放了康泽以后，康泽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，当场穿上共产发给他的“新衣一袭”时，却全无“不屈”之。“康泽同志”会“抗节不屈”、“被俘不屈”的希望，也在共产多年的“恶作剧”中，终于证明老康放水无误？选在邓文仪发表康泽殉难后三十五年，同一位邓文仪先生又发表了大手笔，他在《黄埔学生六十年（中）》（《中国人杂志》第一卷第二期，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 ）里，有这么一段：杜聿明在被俘之后誓不屈服，脚镣手铐，囚首垢面，种种非人的折磨，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，终至于死节，至于各级被俘的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，其中十分之八均为黄埔学生，大部分均遭共匪集体屠杀，或监  在集中营里做劳工，受尽非人的折磨迫害。襄之康泽、成都之曾扩情、太原之梁敦厚等，都是民族正气之显扬，万千黄埔学生随着大陆沦陷而壮烈牺牲的战绩，更缔造了中国无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战史。请看这又是何等荒唐之错啊？选杜聿明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被共产 释放了，照《传记文学》第三十九卷第一期（一九八一年七月一）的扼要小传，他被释放后，…稍后任“政协”全国专员，补任“政协”全国委员。五十二年，  曹秀清由美返平，与之重聚。五十三年十二月，任三届“人大”代表、四届“政协”全国委员。六十一年二月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共，应邀出席“国宴”；九月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平，二度在“国宴”上面。六十四年一月，任四届“人大”代表。六十七年二月，任五届“政协”常务委员、五届“人大”代表。六十九年十一月，因肾病复发住院。七十年五月七晨七时二十七分，因并发心脏等病在北平去世，年七十七岁。试问这是“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，终至于死节”吗？邓文仪的“脂粉作业”、“涂金作业”目的就是要给人死节的错觉。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，当杜聿明及其二个兵团被围于陈官庄之时，傅作义正坐困北平。华北“剿总”傅作义原有五十余万大军，实力不容藐视。 泽东又烛先机，棋快一着，急命林彪在东北新胜之师，迅速入关，切断了傅作义大军西退或东进之路。而蒋介石顾此失彼，为徐蚌战役已 得焦头烂额，竟无暇正视平津局势，傅作义于十一月三亲自飞抵南京求见，蒋不知故意还是真无时间相见，只命国防部长何应钦接见，转达几点意见，未必切实可行，更无积极支援的保证。当十二月十四，共军攻陷天津，剩下北平孤城，傅作义乃决定与中共和平谈判，达成协议。十二月三十一，解放军入城，和平解放。傅作义不战而降，免除千万中国人的死亡、文化古都的摧毁，实有功于中华民族，所以他的命运与战而后降的国民将军完全不同，不但没有劳改，而且当上新中国的水利部长。当然蒋介石视为不忠，但是蒋要求傅对他个人效忠，他还不配，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视傅为自己人。到一九四九年之初，蒋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，损失了百万以上的军队。长江以北，除了胡宗南孤悬西北的兵团外，尽是解放军的天下，南京的蒋政权已摇摇 坠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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